特朗普二次上台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频繁出现。制造业回流以创造就业容易理解，但好莱坞也开始呼吁回流。这个被视为美国文化霸权象征的“梦工厂”正在经历严重的产业外流和就业流失，甚至需要政府出台政策来吸引电影制作回归。

过去十年，全球影视制作从好莱坞单点向国际多中心转移已成为普遍趋势。疫情冲击使好莱坞停顿，其他地方得以追赶；2023年的好莱坞大罢工打破了加州影视产业链稳定的预期。特朗普政府任命业内人士为顾问，准备通过税务优惠等措施挽救加州电影工业。然而，摇摆不定的关税政策反而加速了外界对好莱坞稳定性的担忧。世界其他地方争取影视工业落地不仅是经济考量，更体现了“文化主权”的长期政策。特朗普可能无法“让好莱坞再次伟大”，而是相反。

2025年1月，特朗普任命演员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梅尔·吉布森和乔恩·沃伊特为驻好莱坞的特别大使，委托他们制定解决方案，恢复因海外制作而流失的就业岗位，并倡导联邦税收抵免以激励国内电影制作。沃伊特及其经纪人史蒂文·保罗计划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职业培训以及税法变更的联邦层面激励措施。他们试图解决州层面各自为政的问题，统一联邦税收激励政策。

其中一项建议是调整美国税法第181条，允许影视制作进行加速扣税，并提高每部作品的上限。另一项构想是针对长期金融投入提供税收激励，类似于Netflix在新泽西州的协议。制片人保罗计划将三部新片的制作从海外转移回加州，并在洛杉矶投资一处摄影棚。

过去十年，洛杉矶的影视制作量暴跌近40%，自2022年以来，行业就业岗位减少了25%。造成这一下滑的因素包括制作成本上升、劳资纠纷以及全球竞争。后疫情时代，印度、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国推动了全球电影制作复苏。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影片产量同比增长34%，美国出产1318个项目，印度以968个项目紧随其后。

其他国家纷纷对影视业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和税收激励措施，例如加拿大35%的可退还税收抵免，匈牙利30%的现金退税。电影制作人追求独特的景观和文化真实性，不得不前往其他国家取景。这些国家利用景色资源，争取在本国完成剪辑等所有步骤，直接出片。

韩国、阿联酋等国已在虚拟制作和AI化的后期制作方面投入巨资，减少了对好莱坞传统基础设施的依赖。通过在劳动力成本较低、有退税和设备租赁补贴的国家拍摄，电影制作人估计可以节省20%-40%的费用。这些激励措施引发了争夺好莱坞业务的国家之间的“逐底竞争”。

特朗普和他的好莱坞顾问团需要解决美国国内各州之间混乱的减税政策带来的冲突。加州提出的7.5亿美元税收抵免计划旨在保留已迁移到佐治亚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中等预算电影和电视剧。然而，批评人士指出，即使将加州的税收抵免额翻一番，与加拿大每年12亿美元的电影补贴预算相比也相形见绌。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联邦税收抵免政策效仿已过期的第181条规定，可对于预算低于2000万美元的电影抵消22%-25%的制作成本。然而，这些措施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妥善处理贸易争端，尤其是与欧盟在《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合规问题上的争端。

更大的问题是，单次的减免政策无法改变如今影视制作“去中心化”已经成为结构性调整的趋势。将税收优惠与优惠汇率相结合，使得像《霹雳弹》这样的影片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拍摄成本比在加州低30%。“联合制作条约”的兴起，使得制片公司能够在多个国家之间分摊融资和税收优惠，这使得影片制作完全回流美国变得更加复杂。

特朗普政府力推好莱坞复兴反映出人们对日益全球化的行业中保有“文化和经济主权”的普遍担忧。电影作为最重要的文化产品之一，对其的补贴政策不仅出于商业考虑，更体现了各国希望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的愿望。流媒体平台的普及也使内容创作更加民主化，使其他文化的创作者能够绕过美国传统几大制片厂的“看门人”。戛纳和多伦多等全球电影节已成为国际制作内容融资和发行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实现了电影行业的去中心化。

虽然税收优惠和政策优化或许能够遏制失业，但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全球竞争对手以及全球消费者对多元化、本地制作内容不断变化的偏好。当好莱坞“文化霸权”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下降而撤退，躺着“倾销”文化产品的日子终将过去。实现好莱坞的“新黄金时代”需要在经济实用主义与创造性创新之间取得平衡。